[Preprint] Are the Wealthy Also Healthy?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Chinese Foundations

Qun Wang,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Lijun He, Pace University Since the 2004 Regulations of Administration of Foundations, there has been no research on Chinese foundations’ financial health.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foundations in the civil society, this is a needed task. The present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ir financial health using 2,763 foundations w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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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Predicting Mission Alignment and Preventing Mission Drift: How Revenue Sources Matter?

Ji Ma, Yizhi Jing, Jun Han Abstract Activit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o not always align with their missions, a managerial problem termed as “mission drift.” Mission drift is difficult to operationalize and quantify thus, as a critical issue, only a few conceptual pieces or empirical case studies explored this topic. This paper develops innovative measures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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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Foundations’ Capacity for Resource Mobilization

Qian Wei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me nonprofits can easily attract rich resources while others struggle for survival,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at antecedents or characteristics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apacity to mobilize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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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Co-optation or Restriction: The Differentiated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Foundations in China

Qun Wang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Abstract: A central them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cholarship is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However, despit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GO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es its relations with NGOs, we still don’t know why and how.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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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A Ty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oundation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Landscape

Qun Wang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Abstract: Foundation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China’s nonprofit sector. In the last decade,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number and assets grew times of before, but also new types of foundations emerged. They serv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ers to study China’s social, political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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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State power and elite autonomy: The board interlock network of Chinese non-profits

Ji Ma, Simon DeDeo In response to failures of central plan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xperimented not only with free-market trade zones, but with allowing non-profit foundations to operate in a decentralized fashion. A network study shows how these foundations have connected together by sharing board members, in a structural parallel to what is s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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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决策?中国基金会2013年理事情况简述

成悦嘉, 王群@Intetix 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近期发布了中国基金会2013年理事数据,这对我们了解理事及相关情况有很大帮助。本文使用RICF数据,对基金会理事做简要描述,并结合其它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1理事数量 RICF共记录2902家基金会的35563名理事的信息, 下面借助图表说明。 平均每家基金会有12.25名理事,最少为1,最多为30,中位数是11,最常见的是5,50%的基金会有11到17名理事。需要说明的是,RICF记录的2013年理事数以年报里实际列出的理事为准,但年报并没有要求必须列出所有理事,所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理事数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低是1。有30名理事的是福建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5至25人。由于去掉此区间外的基金会对于结论影响不大,这里不做删除处理。理事数量分布偏离正态分布比较多,近一半基金会理事数在5到11人之间,另一半比较均匀地分布在12到25人左右。 2性别 其中,男性理事有29128人,占81.9%,女性有6316人,占17.8%,男性占绝对多数。2308家基金会有女性理事,占全部基金会的79.5%。我们也查看了不同性别理事的任职情况,如下表: 可见,在全部基金会里,男性理事长和秘书长都占到绝大比例,女性秘书长数量多于理事长数量,但比例都比较低。 3年龄 基金会理事的年龄基本呈正态分布,下面是34462名理事的年龄分布及参数。 可见,理事平均年龄为51.9岁,中位数和众数分别为51和50,50%的理事年龄在45岁到58岁之间,相对比较集中。在删除一些错误数据和不合理数据后,样本里最小年龄是21岁,最大为106岁。 4理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数据库记录了2565家基金会里35310名理事的会议出席情况。 由此可知,绝大多数理事参加一到两次会议,占到全部的81.3%,分别来自1554和1765家基金会。所有参加过会议的理事占91.3%,比例较高。共有3071人从未参加过会议,来自770家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除理事长外,全部理事开会达37次之多,基本上是例会的节奏。 5报酬 数据库记录了35078名理事的报酬数额,其中33559人报酬为0,485人未知,4人数据低于100元,这里作为异常数据,不做统计。真正有报酬的为1515人,显示如下。 具体来讲,10万元以下(最低为200元)为1424人,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为90人,占有报酬人数的94%和5.9%。50万以上的为一人,广东省陈德良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报酬达到200万以上,远远高于其它基金会的理事。在有报酬的理事当中,1113人为正副理事长或正副秘书长,说明主要决策和中高管理层理事更有机会获得报酬。 6相关性 基金会原始基金一定程度上代表基金会的规模,规模越大其理事会越有吸引力;另一种可能是,基金会在成立时通过邀请更多理事来增加原始基金。不考虑因果关系,原始基金和理事数可能正相关。从资源依赖角度看,理事数代表基金会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强度,理事数越大,基金会收到的捐款就可能越多,这已经在很多文献中有所验证。从治理角度来看,理事数越大,基金会的评估结果可能越好,即理事会规模对基金会治理有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假设,我们用了2732个数据比较完整的基金会做了简单回归,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等级评估对应的p值小于0.01,其它均小于0.001。理事数确实和原始基金及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却和等级评估显著负相关,即理事越多,基金会的治理情况越差,原因值得深究。另外,我们也顺便做了理事数和年度总支出及公益事业支出的相关性分析,都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数额差异巨大(比如有些捐赠收入上千万,有些是零,我们也将除等级评估外的数据全部进行了LOG处理,结果同样是显著正相关,这里不再展示)。 7结束语 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记录里2013年的35563条理事信息包括理事姓名、性别、年龄、参加理事会会议次数和报酬数额,信息量较大,使用方法多样化,可以研究基金会治理、理事交叉(board interlock)、基金会某些变量与注册地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本文对理事数据做了简要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够引发更加有趣的研究。 8参与人员 作者:成悦嘉:印第安纳大学,王群:印第安纳大学 审稿:韦茜,纽芬兰纪念大学 数据支持:钱晔、吕凡、季琦瑶、颜琰、叶苏仪、张栋翰、段晨露、余峰、赵燕妮、谢微、袁玥、唐亦凡、邓琦珑、洪桂才、瞿毕毕、杨嘉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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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政治性的话语分析(研究笔记)

文/王群 徐睿艺 郭烨 中国基金会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发展迅速。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3年我国共有954家基金会,2014年达到4117家,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最早刊登在我国核心期刊上的基金会相关文章出现在1995年,截至2003年底不足30篇,而且半数以上为介绍美国基金会。2004年开始文章数量逐渐递增,但大部分是介绍外国经验和探讨基金会治理,把基金会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极少。本文借助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数据,运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初步探讨基金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政治性。   话语分析方法简述 话语分析从语言学、文学评论和符号学等学科演化而来,研究个体如果通过演讲、文字、符号,甚至行为、表情和语气来争取个人、社会和政治诉求,以及话语如何反映文化、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变化。话语不仅是人们了解现实的载体,还能构造、拆解和重构,或者说维持和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从而定义个体的社会地位和关系(Starks and Trinidad, 2007; Renwick and Cao, 1999)。Van Dijk(1997)认为在政治领域,话语分析主要可以研究政治程序(如立法、决策)、政治制度(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体(如独裁、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如保守、自由)、政治关系(如权力、镇压等)。政治话语分析常从政府文件、官员演讲、党派和部门之间的辩论入手分析和预测政治或政策趋势。 互联网普及以后,也有不少研究通过社交媒体分析政治舆情。 这里介绍两个案例: 一、Renwick和Cao(1999)通过官方文献探讨了政党如何通过划分历史时代、确定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宣传领袖人物的功绩和思想来论证政党合法性。 二、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发现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府关注点会形成新的话语并影响话语接受者的行为,进而通过他们引起和促进社会变革。这两个案例分别说明,至少在特定时间段内,政治话语可以影响话语接受者的认知和行为。 数据来源 那么,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数据是否能够用来做政治话语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RICF不仅收集了数字信息(比如理事数量、财务报表),还包括了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项目等文字信息,并体现出一定的特征和共性。本文作为研究随笔,以基金会宗旨作为案例,介绍笔者的研究过程和一些假设。 对“和谐”基金会的初步数据分析 我们在浏览基金会宗旨时发现,除去促进、募集、弘扬等动词,以及教育、贫困(和相关表述,如扶贫)等较为具体的业务类、以名词为主的词汇,“和谐社会”出现的频率较高。 和谐社会作为政治话语,由胡锦涛于2004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倡导个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和谐发展。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次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将和谐社会写入党章。 时至今日,大众对和谐社会耳熟能详。那么基金会宗旨里“和谐社会”短语是否是基金会对政府话语有意识的反应呢?这种反应是否有规可循?这个想法促使我们对基金会宗旨文本进行初步分析。 RICF收集了3124家基金会的宗旨。为了增加灵活性,我们只将“和谐”作为关键词。样本里有580家基金会成立于1981年至2003年,其中27家宗旨里有“和谐”,年均1.2家,共占5%。这些基金会有可能是在2004年后修改了宗旨,所以实际比例应该更低。这也说明“和谐”这个词并不常出现在2004年前成立的基金会宗旨里,可以单独作为关键词。 下面展示2004年到2013年间“和谐”在2544家基金会宗旨里的词频。 由上图发现,2004 年出现 4 家“和谐”基金会,占 5%,比例不是很高,但较以往年份有较大提升。2005 年和 2006 年数量均高于 2004,说明基金会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有所增加。2007 年,“和谐社会”写入党章,“和谐”基金会数量突然有了显著增加(p<0.001),并在之后几年一直保持 20%以上水平。这让我们相信基金会对政治话语是有反应的,不管是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要求添加的还是基金会自发的,这种反应客观存在。 然而“和谐”基金会是如何分布的呢?或者什么样的基金会更有可能在宗旨里提到“和谐”? 我们调整 Wang(2015)对基金会的分类后,发现以下分布: 分类后看到,210家企业基金会宗旨有“和谐”二字,比例高达36%,学校基金会只有7家,比例极低。系统基金会比例刚好等于平均值。其它类型基金会包括宗教、家族、社区和独立基金会(49%的社区基金会和35%的宗教基金会宗旨都为促进社会“和谐”;由于两种基金会数量少,本文不做重点介绍)。 我们从“和谐”基金会的类型分布发现,企业最有可能承载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学校基金会则几乎不负有这样的使命。原因可能是企业作为资金提供者,服务于社会公平更多一些;而学校通常是资金接受方,以发展为导向。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其它分类分析“和谐”基金会的分布特征。 上图表明,在宗旨里提到“和谐” 的基金会里,民间、地方和非公基金会比例均高于相对类型。鉴于民间、地方和非公募关联性比较强,这组数据展现出的结果可以说非常统一。这可能是由于非民间、地方和非公募与相对类型基金会相比,与政府关系相对疏远,以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会体现政治“正确性”,符合政府要求。由于绝大部分基金会分布在全国各地,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可能对“和谐”基金会数量产生影响。 基于此假设,我们将各省10年间基金会数量做了统计,下表是“和谐”基金会数量前六名,江苏、广东和山东省在比例上排前五名。 由上图可见,江苏、广东和山东不管在数量还是比例上都属于高水平。鉴于时间和本文角度,我们仅对这三省与中央的政治关联做简单分析,暂不考虑其它地域特征自变量。通过国家领导人经历、关系或者其它共性探讨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非常多,Cheng Li、Zhiyue Bo和Alice L. Miller等都用过类似研究方法。我们查看了10年间三省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履历,发现期间均有人出身于团系,与胡锦涛具有共性,造成三省对中央政策的更积极反应。 这可能只是巧合,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继续从高端政治关联来解释“和谐”基金会分布的方法。 结论及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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