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print] Are the Wealthy Also Healthy?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Chinese Foundations

Qun Wang,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Lijun He, Pace University Since the 2004 Regulations of Administration of Foundations, there has been no research on Chinese foundations’ financial health.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foundations in the civil society, this is a needed task. The present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ir financial health using 2,763 foundations wi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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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Predicting Mission Alignment and Preventing Mission Drift: How Revenue Sources Matter?

Ji Ma, Yizhi Jing, Jun Han Abstract Activit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o not always align with their missions, a managerial problem termed as “mission drift.” Mission drift is difficult to operationalize and quantify thus, as a critical issue, only a few conceptual pieces or empirical case studies explored this topic. This paper develops innovative measures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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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Foundations’ Capacity for Resource Mobilization

Qian Wei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me nonprofits can easily attract rich resources while others struggle for survival,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at antecedents or characteristics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apacity to mobilize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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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Co-optation or Restriction: The Differentiated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Foundations in China

Qun Wang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Abstract: A central them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cholarship is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However, despit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GO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es its relations with NGOs, we still don’t know why and how.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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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A Ty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oundation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Landscape

Qun Wang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Abstract: Foundation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China’s nonprofit sector. In the last decade,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number and assets grew times of before, but also new types of foundations emerged. They serv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ers to study China’s social, political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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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rint] State power and elite autonomy: The board interlock network of Chinese non-profits

Ji Ma, Simon DeDeo In response to failures of central plan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xperimented not only with free-market trade zones, but with allowing non-profit foundations to operate in a decentralized fashion. A network study shows how these foundations have connected together by sharing board members, in a structural parallel to what is s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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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决策?中国基金会2013年理事情况简述

成悦嘉, 王群@Intetix 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近期发布了中国基金会2013年理事数据,这对我们了解理事及相关情况有很大帮助。本文使用RICF数据,对基金会理事做简要描述,并结合其它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1理事数量 RICF共记录2902家基金会的35563名理事的信息, 下面借助图表说明。 平均每家基金会有12.25名理事,最少为1,最多为30,中位数是11,最常见的是5,50%的基金会有11到17名理事。需要说明的是,RICF记录的2013年理事数以年报里实际列出的理事为准,但年报并没有要求必须列出所有理事,所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理事数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低是1。有30名理事的是福建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5至25人。由于去掉此区间外的基金会对于结论影响不大,这里不做删除处理。理事数量分布偏离正态分布比较多,近一半基金会理事数在5到11人之间,另一半比较均匀地分布在12到25人左右。 2性别 其中,男性理事有29128人,占81.9%,女性有6316人,占17.8%,男性占绝对多数。2308家基金会有女性理事,占全部基金会的79.5%。我们也查看了不同性别理事的任职情况,如下表: 可见,在全部基金会里,男性理事长和秘书长都占到绝大比例,女性秘书长数量多于理事长数量,但比例都比较低。 3年龄 基金会理事的年龄基本呈正态分布,下面是34462名理事的年龄分布及参数。 可见,理事平均年龄为51.9岁,中位数和众数分别为51和50,50%的理事年龄在45岁到58岁之间,相对比较集中。在删除一些错误数据和不合理数据后,样本里最小年龄是21岁,最大为106岁。 4理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数据库记录了2565家基金会里35310名理事的会议出席情况。 由此可知,绝大多数理事参加一到两次会议,占到全部的81.3%,分别来自1554和1765家基金会。所有参加过会议的理事占91.3%,比例较高。共有3071人从未参加过会议,来自770家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除理事长外,全部理事开会达37次之多,基本上是例会的节奏。 5报酬 数据库记录了35078名理事的报酬数额,其中33559人报酬为0,485人未知,4人数据低于100元,这里作为异常数据,不做统计。真正有报酬的为1515人,显示如下。 具体来讲,10万元以下(最低为200元)为1424人,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为90人,占有报酬人数的94%和5.9%。50万以上的为一人,广东省陈德良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报酬达到200万以上,远远高于其它基金会的理事。在有报酬的理事当中,1113人为正副理事长或正副秘书长,说明主要决策和中高管理层理事更有机会获得报酬。 6相关性 基金会原始基金一定程度上代表基金会的规模,规模越大其理事会越有吸引力;另一种可能是,基金会在成立时通过邀请更多理事来增加原始基金。不考虑因果关系,原始基金和理事数可能正相关。从资源依赖角度看,理事数代表基金会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强度,理事数越大,基金会收到的捐款就可能越多,这已经在很多文献中有所验证。从治理角度来看,理事数越大,基金会的评估结果可能越好,即理事会规模对基金会治理有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假设,我们用了2732个数据比较完整的基金会做了简单回归,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等级评估对应的p值小于0.01,其它均小于0.001。理事数确实和原始基金及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却和等级评估显著负相关,即理事越多,基金会的治理情况越差,原因值得深究。另外,我们也顺便做了理事数和年度总支出及公益事业支出的相关性分析,都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数额差异巨大(比如有些捐赠收入上千万,有些是零,我们也将除等级评估外的数据全部进行了LOG处理,结果同样是显著正相关,这里不再展示)。 7结束语 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记录里2013年的35563条理事信息包括理事姓名、性别、年龄、参加理事会会议次数和报酬数额,信息量较大,使用方法多样化,可以研究基金会治理、理事交叉(board interlock)、基金会某些变量与注册地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本文对理事数据做了简要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够引发更加有趣的研究。 8参与人员 作者:成悦嘉:印第安纳大学,王群:印第安纳大学 审稿:韦茜,纽芬兰纪念大学 数据支持:钱晔、吕凡、季琦瑶、颜琰、叶苏仪、张栋翰、段晨露、余峰、赵燕妮、谢微、袁玥、唐亦凡、邓琦珑、洪桂才、瞿毕毕、杨嘉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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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政治性的话语分析(研究笔记)

文/王群 徐睿艺 郭烨 中国基金会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发展迅速。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3年我国共有954家基金会,2014年达到4117家,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最早刊登在我国核心期刊上的基金会相关文章出现在1995年,截至2003年底不足30篇,而且半数以上为介绍美国基金会。2004年开始文章数量逐渐递增,但大部分是介绍外国经验和探讨基金会治理,把基金会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极少。本文借助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数据,运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初步探讨基金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政治性。   话语分析方法简述 话语分析从语言学、文学评论和符号学等学科演化而来,研究个体如果通过演讲、文字、符号,甚至行为、表情和语气来争取个人、社会和政治诉求,以及话语如何反映文化、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变化。话语不仅是人们了解现实的载体,还能构造、拆解和重构,或者说维持和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从而定义个体的社会地位和关系(Starks and Trinidad, 2007; Renwick and Cao, 1999)。Van Dijk(1997)认为在政治领域,话语分析主要可以研究政治程序(如立法、决策)、政治制度(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体(如独裁、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如保守、自由)、政治关系(如权力、镇压等)。政治话语分析常从政府文件、官员演讲、党派和部门之间的辩论入手分析和预测政治或政策趋势。 互联网普及以后,也有不少研究通过社交媒体分析政治舆情。 这里介绍两个案例: 一、Renwick和Cao(1999)通过官方文献探讨了政党如何通过划分历史时代、确定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宣传领袖人物的功绩和思想来论证政党合法性。 二、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发现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府关注点会形成新的话语并影响话语接受者的行为,进而通过他们引起和促进社会变革。这两个案例分别说明,至少在特定时间段内,政治话语可以影响话语接受者的认知和行为。 数据来源 那么,中国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数据是否能够用来做政治话语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RICF不仅收集了数字信息(比如理事数量、财务报表),还包括了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项目等文字信息,并体现出一定的特征和共性。本文作为研究随笔,以基金会宗旨作为案例,介绍笔者的研究过程和一些假设。 对“和谐”基金会的初步数据分析 我们在浏览基金会宗旨时发现,除去促进、募集、弘扬等动词,以及教育、贫困(和相关表述,如扶贫)等较为具体的业务类、以名词为主的词汇,“和谐社会”出现的频率较高。 和谐社会作为政治话语,由胡锦涛于2004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倡导个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和谐发展。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次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将和谐社会写入党章。 时至今日,大众对和谐社会耳熟能详。那么基金会宗旨里“和谐社会”短语是否是基金会对政府话语有意识的反应呢?这种反应是否有规可循?这个想法促使我们对基金会宗旨文本进行初步分析。 RICF收集了3124家基金会的宗旨。为了增加灵活性,我们只将“和谐”作为关键词。样本里有580家基金会成立于1981年至2003年,其中27家宗旨里有“和谐”,年均1.2家,共占5%。这些基金会有可能是在2004年后修改了宗旨,所以实际比例应该更低。这也说明“和谐”这个词并不常出现在2004年前成立的基金会宗旨里,可以单独作为关键词。 下面展示2004年到2013年间“和谐”在2544家基金会宗旨里的词频。 由上图发现,2004 年出现 4 家“和谐”基金会,占 5%,比例不是很高,但较以往年份有较大提升。2005 年和 2006 年数量均高于 2004,说明基金会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有所增加。2007 年,“和谐社会”写入党章,“和谐”基金会数量突然有了显著增加(p<0.001),并在之后几年一直保持 20%以上水平。这让我们相信基金会对政治话语是有反应的,不管是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要求添加的还是基金会自发的,这种反应客观存在。 然而“和谐”基金会是如何分布的呢?或者什么样的基金会更有可能在宗旨里提到“和谐”? 我们调整 Wang(2015)对基金会的分类后,发现以下分布: 分类后看到,210家企业基金会宗旨有“和谐”二字,比例高达36%,学校基金会只有7家,比例极低。系统基金会比例刚好等于平均值。其它类型基金会包括宗教、家族、社区和独立基金会(49%的社区基金会和35%的宗教基金会宗旨都为促进社会“和谐”;由于两种基金会数量少,本文不做重点介绍)。 我们从“和谐”基金会的类型分布发现,企业最有可能承载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学校基金会则几乎不负有这样的使命。原因可能是企业作为资金提供者,服务于社会公平更多一些;而学校通常是资金接受方,以发展为导向。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其它分类分析“和谐”基金会的分布特征。 上图表明,在宗旨里提到“和谐” 的基金会里,民间、地方和非公基金会比例均高于相对类型。鉴于民间、地方和非公募关联性比较强,这组数据展现出的结果可以说非常统一。这可能是由于非民间、地方和非公募与相对类型基金会相比,与政府关系相对疏远,以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会体现政治“正确性”,符合政府要求。由于绝大部分基金会分布在全国各地,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可能对“和谐”基金会数量产生影响。 基于此假设,我们将各省10年间基金会数量做了统计,下表是“和谐”基金会数量前六名,江苏、广东和山东省在比例上排前五名。 由上图可见,江苏、广东和山东不管在数量还是比例上都属于高水平。鉴于时间和本文角度,我们仅对这三省与中央的政治关联做简单分析,暂不考虑其它地域特征自变量。通过国家领导人经历、关系或者其它共性探讨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非常多,Cheng Li、Zhiyue Bo和Alice L. Miller等都用过类似研究方法。我们查看了10年间三省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履历,发现期间均有人出身于团系,与胡锦涛具有共性,造成三省对中央政策的更积极反应。 这可能只是巧合,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继续从高端政治关联来解释“和谐”基金会分布的方法。 结论及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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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基金看中国的基金会

文/刘程程(原文由 Intetix 微信公众号首发) 一、西方基金会的诞生:自然生长 在慈善信托基础上诞生的现代基金会是现代非营利组织领域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发明,它引进和消化吸收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了在非营利部门中的独特功能 。资中筠认为,出现“公益工业革命”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财富的积累 。现代基金会有明确的目标,以永久存在的理事会为依托,用私有的管理方式去履行服务公众利益的使命,可以使用基金会所掌握的庞大受托财产去建立或支持其他机构,进而推动整个公益链条的运转。 西方基金会产生的背景注定了“资金运作”是其本质的一部分,而“资助”、“筹款”、“保值增值”则是基金会运作的重要话题。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基金会是属于财团法人,通过资金运作为公益领域提供资金来源。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现代基金会对社会各类组织的资源依赖程度最低,由此带来的自主性与资源支持使基金会肩负了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 西方基金会的定义是对历史发展的“总结”,是先有基金会这种组织形态,再有“基金会”的名称。《基金会指南》的定义对基金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及运作方式等做出了描述,“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 ,这从本质上总结了基金会的内涵。 二、基金会在中国的诞生:功能需要与行政界定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传统以政府为中心进行资源分配的格局开始松动,基金会应运而生。早期的基金会从成立目的来看,有的是为了便于接受国外的捐赠;有的是为了配合当时实行的老干部离退休制度;还有的是为了完成政府专项任务等,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总之,与西方的自下而上从社会中生长出的机制不同,我国基金会的产生是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特定方式的产物。随后,198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办法》,2004年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使基金会的运作进入到一个较为规范的框架中,逐步还以基金会本来的角色和功能。 在中国,基金会作为一种舶来品,是先有框架与界定(往往是法律法规的行政化界定),满足条件的社会组织再将自己划入“基金会”,抑或“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将基金会定义为“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由于定义模糊,又缺乏基金会自然成长衍生的历史,导致其以“资金运作”为本质的特点难以落实,这也与现实中的状况相吻合——我国基金会倾向于自己去做事情,而不是去资助别人做事情,筹款能力和资金运作增值能力普遍较低,与很多公益性民非组织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差别。 三、基金会的辨认特征之一:特定原始基金数额 在中国,基金会的诞生是基于功能需求的行政界定,社会公众辨认一家公益组织是不是基金会,或者说判断一家公益机构能否注册为基金会,并非根据其运作的实质逻辑,几乎是根据几个类似于“是否有符合规定的大额原始基金”的要求来设置门槛。我们就以“原始基金”为例,看看这些“门槛”是否真的“筛选”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 (一)我国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状况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在学界和实践领域都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认为这一数额的设置过高或没有实际意义。“民政部就《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政策答问”对此的解释是:“确保基金会有能力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和维持自身运转。分析表明,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在800万元人民币以上,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才有力量开展公益活动并维持自身运作。” 目前,我国省市级注册的基金会3000余家(有效数据3012个),超过60%的基金会都选择最低限额的原始基金,只有6.24%的基金会原始基金在1000万以上。近年来,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长快于非公募基金会,政策限制是很大的原因,而原始基金数额的要求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从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基金会来看,同样是超过60%的基金会选择最低的原始基金数额。此外,当前在中国成立全国性基金会对原始注册基金的实际要求越来越高,一种不成文的现实规则是:5000万以上的注册资金才能跨过成立一家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的门槛。 现有的基金会中,原始基金数额过亿的有37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3家,主要是各省市具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例如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常熟市党员关爱暨帮扶困难群众基金会、广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等;非公募基金会24家,主要是大型国企成立的基金会。 (二)募款能力与保值增值能力 美国立法中未对基金会的创办设立原始基金最低额的要求,“基金会无需拥有任何固定的(definite)规模或财产” ,而是在社会选择和政府监管过程中去优胜劣汰。欧洲国家多数拥有最低数额的立法(例如意大利为2亿里拉),但同时强调,“设立基金会未要求巨额资金”的“立法理由是,基金会不应成为以遗产支付费用的静态组织,而应成为创造或募集其他资金,来实现生存和追求目的的组织” 。 基金会的根本特征是资金的运作,募款能力和保值增值能力是基金会资金来源的保障。在具体运作中,募款能力主要体现为捐赠收入,而保值增值能力主要体现为投资行为与收益。我国的管理条例一方面设置了高额的原始基金数额,另一方面“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的规定,其并不鼓励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公开募集和积累公益财富。 从2013年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来看,捐赠收入总额为2609212.85万元,公益支出2618649.13万元,略微超过捐赠收入,该部分并无积累。2013年基金会用于保值增值的投资总额为2605079.85万元,不到基金会净资产的一半,投资收益为194314.33万元,投资收益率7.46%。由此粗略计算,基金会公益产的保值增值率不到4%,仅仅略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2013年基金会收支关键指标数额(单位:万元) (三)小结 按照现有的政策逻辑来看,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是基金会规模和实力的象征,这一数额越大,基金会的运作规模、资金运作能力预期应该更乐观。但从数据来看,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与基金会的筹资能力和保值增值能力的相关性均不明显。 关键指标与基金会原始基金相关性分析 现实情况是,原始基金数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登记注册的门槛,在基金会的实际运行中对能力的保障作用有限。对基金会来说,长期的募款和资金运作能力应通过更科学和专业的方式来评价。 作者简介:刘程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副主任。专业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化公益,社会组织评估。 References 杨团. 关于基金会研究的初步解析[J]. 湖南社会科学, 2010,01:53-59. 资中筠. 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述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托马斯•西尔克. 亚洲公益事业及其法规[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参见Renz/Treiber.1998. Renz, L., Mandler, C., and Treiber, R. Foundation Giv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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